这个吊诡的现象恰恰是由于国家法一元主义对道德空间的挤压。

二是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2）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

有学者将英国法治（制）现代化的主要特征归纳为普通法和衡平法、议会至上原则、分权原则、法治原则和遵循先例原则等。（1）各方面工作机制法治化意味着各项工作应被纳入法治轨道，依法进行。然而，对法律而言，无法做到真正的绝对的实质平等，因为法律不能强制性地要求绝对的平均，否则法律就会走向另一种专制。2.构建和完善集中统一、权威高效的中国特色权力监督与制约机制。因此，在习近平同志当选总书记的19天后即2012年1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制定了《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从而拉开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序幕。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现行宪法公布施行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法律权威、法律效力，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宪法法律至上是法治的精髓，它排斥的是人的恣意妄为。只有规范所适用的对象不愿意服从、法秩序所指定的机构在规定的程序中强制适用该规范于对象身上时，它才会完全现身。

前者涉及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规范，除非得到法律、法规、规章授权，是不能依靠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故绝大多数属于软法规范。再如，很少有人会认为，党内法规对党员、社团章程对社团成员不具有刚性约束力，党员或社团成员可以自愿选择遵守或不遵守。赋权者可以是君王，也可以是习惯（法）或者是成文法等。基于以上结论，或许可以观察和发现典型软法的存在，以及在软法与硬法之间的规范之存在。

网络平台根据自己制定的平台规则，对违反规定的平台使用者采取屏蔽或删除现有账户、限制发布商品及服务、限制参加各类营销或促销活动、扣除信用积分、降低信用评级或限制账户权限权利等措施，平台使用者不服诉诸法院，法院认可平台规则的效力，驳回使用者的诉讼请求。民选代表立法的理论依据并没有得到完全充分的伸展，《宪法》和《立法法》让其在设区的市层级上戛然而止，区县人大及其常委会和乡镇人大未获立法权限。

然而，《基准》的发布者是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的国家医疗保障局下辖的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指导中心，该中心不具有行政机关或行政主体地位。自治的合意基础可以认为是个人意志自治的延伸，它以个人意志自治为起点，而终于多方的共同意志。但是，它们自己在形式上定位为裁量基准、工作指南、指导意见，即从名称上看是具有灵活适用性的、是可以选择适用的，是容易令人产生其为软法的印象或结论的。因此，失信等级评定可能是初始的不利后果，也可能是在原有不利后果基础上的叠加。

对现代国家这一关键属性的认知，是由马克斯·韦伯塑成的。而民选代表立法的理论却无法支持行政法规、规章作为立法，因为行政法规、规章的制定者都属于行政机关，而非民选代表机关。如法院承认并支持网络平台规则对双方当事人的约束力，而且是以契约——其效力得到合同法的支持——定性平台规则的，尽管平台规则契约论尚有可探讨、可争辩之余地。当然，若以这些规范的内容——即制定者的意志，而非形式，包括名称、制定主体等——为重点，它们的性质还是偏于或倾斜于硬法。

反思的目的是提供另外一种可能的软法理论图景，或者是一种更为聚焦软法核心圈的理论方案。在有的著者笔下，自治、良知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以及自我立法（self-law）是意义相近的、几乎交替使用的词语。

个人的信仰、思想、表达、行动等自由，个人对其财产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个人对其身体的自主决定、个人对他人收集和利用其信息的同意等等，都是这种认可的体现。至罗马共和国和帝国时期，自治集合体可以是城邦、城市、部落、市镇、市民、殖民地、岛屿以及区域联盟等，但自治集合体仍然可能维系在另一个政治权力（如罗马帝国）的保护或监督之下。

在明显的从集体自治到个人自治的变迁之中，甚至出现一种流行的理论建构，即个人自治是集体自治的基础，集体自治源于个人的同意、认可而不是源于更高权威（如古罗马帝国或中世纪以后欧洲国家的君主）的授予、赋予。如在历史上，君王授权在其控制的疆土范围内的地方自治，或者聚居一处的共同体基于习惯对共同体成员实施自治，或者习惯（法）赋权家庭的自治，或者成文法授权国家机关内部的自治。换言之，进行自我管理、治理的组织，通常都会奉行自己认可的习惯规则或制定自己的成文规则，以使其成员有章可循。宣告有效性的理由有可能是以下的一个或数个：规范制定得到法律授权。在理论上，国家强制力的真正来源是规范的有效性。但是，若沿着宪法依据和法律授权依据的路径走下去，法律、法规、规章以外的其他规范性文件，也有一些是有宪法地位的，在逻辑上，也就不应该被排斥在立法性规定之外。

至此，可以得出一个暂时的结论：自治组织自治并不排斥国家强制力，相反，在国家正当垄断暴力的现代，其在根本上还需得到国家强制力的背书和支持，才可使其自治力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和最有效的保障。后者的表现形式通常是章程。

有的时候，这些裁量基准、工作指南、指导意见等文件会在规范的授权有效性条件上有所欠缺，故不宜称其是具有法律上约束力的硬法。首先，国家法（即法律、法规和规章）中的主要依靠利益诱导或者宣示、号召、建议等方式来实现预期社会效果的柔性规范，通常不规定消极的否定性法律后果——即便是作出相关规定，那也仅限于法律评价层面，不能上升为运用国家强制力追究其违法责任的法律制裁层面。

尤其是，软法主流理论认为城乡社区的自我规制、乡规民约、社团章程、标准、党内法规等皆属软法的观点，仅从制定主体或文件形式进行判断，而忽视了在这些规制性文件之中，存在着对成员提出严格行为要求并设定相应不利后果的规范。韦伯称：国家是这样一个人类团体，它在一定疆域之内（成功地）宣布了对正当使用暴力的垄断权。

至于这些规范性文件是否超越其被授权的范围（例如，没有立法性规定的依据，不得设定减损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权利或增加其义务的规范），则属于是否可撤销（repeal）或可宣告无效（annul）的问题，而不是规范性文件本身自始没有效力（即自始没有约束力）的问题。本文还会进一步指出，在典型硬法与典型软法之间有一种又似硬法又似软法的规范。二是政治组织为执政、参政、议政等而进行的自律管理。有的国家法院会越过分类这一先行步骤，直接判断争议中的行政规则是否与法律目的一致：一致，法院则会支持。

从世界范围内来看，软法研究者对软法的内涵、外延有着不同的认识，就如同法律研究者对什么是法、法有哪些形式也并非众口一词。就自治领域而言，可以有良心自治、宗教自治、政治自治、经济自治、行业自治、职场自治、学术自治、家庭自治等。

前者是指，制定立法性行政规则的权力直接来自宪法对立法权的配置，如法国的总统和总理可以根据宪法制定具有立法性质的条例。违法者被行政机关罚款、责令停产停业等，拒不服从和执行，行政机关强制执行或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问题在于，当成员的行为违反这些规则，且也不愿意服从相应的制裁，组织依靠什么才能保证其奉行的习惯规则或制定的成文规则的完整性不受毁损。在现代道德哲学中，康德发明了自治的道德性观念。

只要这些规则是明确给出行为指令的，且又对违反行为指令者设定制裁（不利后果）的，就是硬法。如此逻辑，才能连贯一致地解释所有硬法现象：在一般意义上因得到更高规范的授权而具有法律上约束力，发生适用争议时，只要满足法秩序的其他效力要求，法院就可以裁判适用之，即便违逆适用对象的意志——此是强制之本意。可见，若组织自治力仅仅意味着组织进行自治的权力和影响力，那么此类权力和影响力或源于合意或源于赋权，是普遍而广泛存在的。换言之，自治并不一定意味着独立。

（4）个人自治基础上的集体自治实际上是个人同意接受拘束、接受他治，集体自治的自我立法对个人有拘束力。如前所述，无论自治在不同语境中有着如何不同的意义，其不变的共性成分是自我管理、治理而不受他者的约束、干预。

（二）自治的类型自治可以有不同的类型。当然，不能由此本末倒置地认为，规范的效力有无取决于法院裁判是否认可，但是，法院在规范实施的环节强制适用之，就是规范有效性在法院裁判处的延伸和体现。

这些观念在康德哲学中得到阐发并广为接受。有的国家法院会从平等原则或信赖保护原则出发，肯定非立法性规则的效力。

(责任编辑：王勇)